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度的整合，构建在民族认同之上的统一的国家文化认同。这首先需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国性的文化认同基础；其次需要培育基于公民权利和责任意识基础上的现代公民文化；再次需要改善国家的文化整合方式，主要包括丰富公民教育内容、创新公民教育方法、鼓励不同群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以缩小文化差异，还需要发展和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充分发挥网络等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和作用等。
（四）正视不同层次共同体的发展，促进国家认同的共同体整合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非国家共同体主要有：民族共同体、国内社会组织等小共同体、国内地方区域性共同体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超国家共同体。
我国是统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当汉族形成民族实体后，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特性，并深入到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建了相互联系的民族交往和渗透网络。而近百年来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历史演变而成的国族实体更强化成休戚与共的自觉的国族实体。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先留给当代人有关国家认同的财富，在定程度上，中国的国家认同就是在中华民族的认同基础上构建起对国家政治结构的补充性认同。
对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超国家共同体，民族国家应正视这1客观发展趋势，扮演区域化一体化和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的积极角色，通过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对这类共同体产生影响，促使超国家共同体功能的转向积极作用，推进世界的发展与和平事业。全球化的应对别无他策，民族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国家构建，完善现代性国家制度体系，增强自身的综合国力，才能积极地去防范全球化的风险，成功应对国家认同的新挑战。
〔责任编辑：刘倩责任编审：孙麾〕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政治认同詹小美王仕民（即相同，thesame之意），包括客观存在的相似性和相同性，指向心理认识上的一致性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认同作为概念强调的①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一2页。
是认同的共性，即主体的承认、接受和皈依。在此过程中，认同的包容性扩大自我，把“我”变成了“我们‘’，进行”我是谁“我和谁在一起”的身份确立；认同的斥异性则排他设限，区分“我们”与“他们”，藉以达到“我们是谁”的群体考量。
我认同。在现实性上，文化认同总是与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而政治认同则更多地与国家认同如影随形。文化认同侧重的是民族成员不可退出的族属命运，而政治认同则凸显了社会成员选择、判断和评估的主观价值意旨。近代以降，政治认同的现实式微逐渐演变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有鉴于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高度的互补性和相互促进性，以文化认同固基政治认同，对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强化就显得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文化是人类经过自然选择而异于其他动物的特性，是人类文明的灵魂和缩影，是人类创造世界的主观方式和民族存在的现实图景。文化因素是一张“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①的互联网，这是一个经过整合、有序的、相互援引的网。
在现实形态上，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尽管文化产品的精神表现具有物化的痕迹，而物质文化的过程则体现了主体性的精神指向。文化是人为的，它首先必须是针对特定的人群，文化都充当了生存维系、慰藉获取、凝聚人心的策略系统和精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4页。
②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第391页。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神担当。当文化的价值注脚提供了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时，个体成员对文化模式的承认、认可和遵从决定了社会秩序的形成和政治制度的构建。在人类文化学新进化派的观点看来，文化不仅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和结果，而且是人类能量利用的一种机制，文化机制越发达，人类正向能量的开发和利用就越充分。受此影响，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别，不仅反映了文化发展的不同脉络，而且决定了它们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民族成员以“文化”为“中介”形成了他们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这是种以约束个体行为，引导共同体前行的方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它以民族为载体依附于具体的国家，成为民族成员深层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国家的精神积累。作为特定人群民族性的指向，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操，总能在千万次社会实践的重复与强调中，以稳固的社会模式加以沉淀，内化为共同体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价值涵量。作为人类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心血与结晶，文化所蕴含的内在矛盾与外部张力，总能超越自然与本能的束缚，展示民族成员自由意志的创造性表征。对个体成员而言，民族意味着宿命天定和不可退出的特质。
一个具有某种特定外表和文化特点的人，奢望摆脱自身的集团而加入另一个群体，在现实性上是件极为困难的事。受其影响，民族冲突总是遮掩、辩护于某些具有生理色彩的理论，而被误认为是正当的。民族成员族属身份的宿命天定和群体规定性，不仅使历史积淀的共通性颇具某种决定意味的制衡，且使文化的命运性预设和团体的社会性归属拥有了何以可能的现实与基础。
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承认、认可和赞同，由此产生归属意识，进而获得文化自觉的过程。民族文化认同彰显了民族成员共同的社会特征，是民族群体得以形成的理性基点。对民族成员而言，通过认同追求利益，形式不容置疑，架构亦早已给定。正如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所言：“人们几乎无法知道任何一部分人应自由地做些什么，如果不先确定在各种的人类集体组织中他们愿意参加哪种集体组织的话。”①民族文化认同，无疑需要主体意识的投射，为了将自己置身于这样的境遇中，人们必须具备先在性的视域。这种视域由共同体历史结构的内在性所决定，在持续发生的文化传承和经验中叠加，导引民族成员意向投射的先见，藉此形成文化认同的民族表达。认同使民族成员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得到确认、一定的文化符号得到使用、相同的文化理念得到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得到礼拜、共同的行为规范得到遵守。共同社会特征的结构主义蕴含，因此被某特定文化视为彼此关联的身份标识与符号表征，或多或少地独立于造就这种文化的其他个体和民族的历史场域之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认同的民族意涵和精神支①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23页。
撑，不仅塑造了民族成员*基本的人格，同时形成了他们*本质的存在。
文化认同的本质是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民族文化是受价值导引的思想体系，是民族成员对象性活动的结晶。不同的民族文化对其成员具有不同的意义。意义往往被理解为诸多可能性的一种，在指向其他可能性的同时，由共同体内部的作用机制系统生成。价值认同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定位，观照的是个体成员对特定价值观的承认与共享。在共同社会特征的基础上，被认可的价值和标准总是在民族的框架内，依据一定的概念进行合理性的意义诠释和现实性的逻辑论证，以及主客体双向关系的演进和构架，通过意义诉求和自我认知的中介，提供社会资源整合与导向的渠道，催生共同价值观的确立。“我们采用多种形式寻求意义，结果可能找到的意义就有许多种。至于采取哪种意义，那就取决于我们了。我们的选择取决于我们挑选并采用的意义标准。‘’①当民族成员对其文化的性质和状态、存在和趋势进行了价值性的肯定或否定之后，其间的主客体关系便会发生置换，既认同又被认同，既能动又受动，既自由又被限。此时的”我“与”我们“中的每个体都彼此承认且意识到我们是伙的，”我们“有很多的相似性，因此具有了”类“的共相，这就是从民族是民族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母体。民族结构决定了民族文化的本质和风骨，民族文化反过来影响着民族结构的蕴味和表征。民族结构的千差万别，反映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性界定，是对民族文化多元理解还是一元强制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族认同的外延与内涵，它将直接引发因认同标准不同出现的社会排斥和民族冲突，形成共同体内部强调和谐统一与紧张对峙的分水岭，并在实践上导致截然不同的后果。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结构的高度概括。与民族结构相适应，中华民族文化亦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多元一体性，并由此形成了民族整合的统摄力、吸收力、包容力和绵绵不断的传播力。正是基于对中华文化的承认、认可和赞同，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才得以确立和巩固；正是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情感联结，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背景、不同国籍、不同党派的中国人才得以凝心聚力。与西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理念不同，承认、继承和发展多元体的中华文化直是中华民族族际交往的主流。受此影响，各民族群体从未将”独立“和”分裂“视为确保自身利益的**途径。在认同的基础上，每一次大的族际变乱之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更为广阔的地域统一和更为深刻的民族融合，这是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分化之下，仍能保持国家统一的历史文化前提。
①E.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闵家胤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页。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二、政治认同的现实式微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社会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①政治是政事得以治理，特指治理国家所施行的一切措施。②政治与国家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以致于外国学者直接将政治定义为“国家权力的运作或影响这些运作的尝试”。“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政治哲学是关于国家的学说。”③受此影响，特定土地上的人们、共同的文化底蕴、公共的权力机构、特殊的民众心理、地域分界和普遍社会接纳的确立，往往标志着共同体形式政治化的完成。国家是建立在民族肌体之上的上层建筑，是民族利益和民族主权在国际交往中的代表。尽管个民族、一个国家“诉求曾经是*理想的民族国家理念，但是民族与国家不拥有共同的领土疆界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种族来源和不同发展经历的民族群体。这些种族和民族群体以不同方式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加入到民族国家的行列，在国家权威的统治理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政治构成。
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互动。“政治认同是指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④作为民族国家政治活动的目标归属，政治认同不仅进行着司法地域等行政资源的政治整合，而且进行着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的文化整合，其政治构建在指向领土疆域空间范围的同时，还指向内部成员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以及排他性界标的可视外延。作为民族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政治认同以政治认知为基础，以政治感知为体验，通过一定的政治意志，藉以实现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价值体系的承认、认可和赞同。作为民族国家政治活动的实践结果，政治认同不仅表现为某种具体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态度，而且表现为现实的政治行为，是政治的价值接受和社会践行的统一，它所反映的主客体关系历史地凝聚了认知、情感、意志、信念和行为等多种要素的互动和统。可见，政治认同不仅是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群体特征，而且是民族国家得以形成的心理指标。
出版社，2009年，第283页。
②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北京：商务印书③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王柯平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74页。
④威尔特*A.罗森堡姆：《政治文化》，陈鸿瑜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6页。
政治认同的现实式微首先受制于全球化扩张对民族国家内部排斥机制的结构性侵袭。内部排斥机制是民族国家所有政治安排中*重要的环，也是政治认同发生作用的重要机制。在这种制度下，既是民族成员又是民族国家公民的每分子彼此平等，民族国家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是民族国家政治运行的基本前提预设，同时也是政治认同的核心和保证。回眸民族国家产生的历史，其近代意义的价值研判和*终确立总是与社会阶层的流动和政治决策的民主化联袂而行。在强调人生而平等的同时，民族国家从未停止过语言、宗教、种族和文化的强制同化，以及深层次排斥性认同的进行。政治共同体在向民众开放政治权利的同时，亦将对外战争诠释为公民义务的基本内容。这就不难看出，民族国家的意义总是存在于国土上生活的集体和个人；民族国家的职能总是在具体领地上实施；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总是出自于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民族国家的权利义务总是与公民身份和公民权的授予紧密相关。
然而，全球化改变了民族国家政治地域的界限，接踵而来的全球市场、世界公民和普世文化的政治存在，不断地弱化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领土、主权和合法性等国际法则对民族国家的诠释和注脚，导致由这一基础决定的传统政治秩序的变化。在民族国家的体制建构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异质趋同的现实影响日甚一日。除了领土主权，民族国家管理和干预社会的职能、公民权的授予和控制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去国家化”的要求在各国内政外交中隐约出现，在相关领域的政治实践亦步亦趋，将民族国家置于碰撞和挤压的状态里，使政治认同在混沌与冲突中面临挑战。民族国家对领土主权、公民权授予和合法性诠释的坚守，与全球化异质趋同的扩张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对决，以此构成了政治认同的现实式微。
政治认同的现实式微还受制于社会转型的影响。随着政治认同主客体的变化，价值与价值观的多元化影响着政治认同生成的基础和条件。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多元，异于以往诸神献祭般的纷争和嘈杂，更多地表现为内蕴与外延的价值多样和规范共蓄的聚合与统。全球化导引的世界不断扩大，社会的原子化与生活的碎片化深刻交织，这既是对“统一的整体”解魅后秩序分化的某种确认，也是对多元诉求竞争加剧的事实肯定，更是对通约、包容和并存的秩序承载是否可行的现实考量。此时的价值思考首先是一种扬弃了某种“直接外在性”的堆砌，所要达到的普遍性是一种“纯粹”的、更高和更为理性的“绝对质”。在现实性上，价值多元的加剧总是与社会分化如影随形，并集中在利益和身份的多元对价值多元的事实导向与决定。当利益观念从一元主导向多元并蓄转换之时，同步出现的“法”的观念、“有关物权的规范，以及通过物权形式确立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一个确定的系统‘’。①现代社会的利①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81页。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益凸显与传统社会“机械团结”的塌陷，更加激发了社会价值体系次生的因子。世界公民身份、民族国家公民身份、地区公民身份、联邦单位公民身份、城市公民身份等超国家层级、国家层级、亚国家层级的多元公民身份等层出不穷，更加隐喻了价值多元的身份指向。
认同的本义在于确立归属，这也是多元情境中重寻安全感和集体感的需要。换言之，在康德所描绘的那个不断扩大的人类交往和自由的范围里，个体的特殊并不能挣脱集体的普遍而孤立地存在，他们的要求不过是普遍性的特殊表达，*终归结为相互联结的个体以地位和利益诠释反映出来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然而，碎片化的政治总是以各种似是而非、去中心化的解构主义面孔出现，一再模糊政治认同的内容和目标。在精英和大众论争的多重困扰中，在权力、金钱和利益的较量和侵蚀下，在麻痹与调侃的挤压中，人们陷入自身困惑的不解。一元与多元的内部相争、普遍与特殊的矛盾悖论、相对与虚无的逻辑批判，构成了政治认同多元困扰的现代面相，共同种下了政治认同“异生”的种子。尽管就理论视角而言，政治认同“可以是强加的，但很少如此；更正确地说，认同是皈依的，因为它们呈现的正是人们想要的”。①以多元和分化为特征的价值比较和价值批判，同社会共识的价值底线之间不无矛盾和困惑，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政治认同。
合法性危机是政治认同现实式微的重要表现，是政治成员对政治体系正当性和合理性系统生成的质疑。承认与认同是民族国家政治的中心议题，承认的政治一再强调，“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②尽管认同首先来自于个体，但普遍的承认往往以国家为载体，*终转化为政治层面的归结。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纯粹特殊的、个人的价值被所有人，被体现在这种国家中的普遍性承认为他的特殊性，国家的普遍价值得到作为特殊的个人，所有的个人的承认。”③承认表达了人类生活对话的本质，进而衍生了合法性的认同问题。合法性与国家政治的等值与对应，不仅是现代政治学理念的重要预设，而且是民族国家政治决策的重要凭借。在这里，政治“合法性”意味着伦理假设先验正义的否定，意味着统治秩序的民众遵守，意味着国家主客体关系的双向肯定。换言之，当代政治认同的形成，除社会公众的理性认识之外，还须获得政治资源的心理支撑和情感归属，即政治资源的承认。有鉴于合法性“涉及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合法性问题的提出，往往是民族国家政治同性与①约瑟夫拉彼德：《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90―291页。
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18页。
④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刘钢敏、聂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3页。
差异性问题的彰显；合法性问题的争议，常常是共同体内部政治危机先兆的反映。
事实上，政治认同还包含另项更重要的内容，即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认同。作为反映一定社会集团利益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在为国家和政权提供合理性辩护的同时，引导个体成员对政治合法性加以确信和承认。因此，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之壁往往是政治认同现实式微的另一缘由。近代以来，随着世俗化运动的突起和工业革命的展开，政治资源、政治结构和政治目标急剧变化，为了从观念形态上调整个人与法律、政治与社会的关系，需要赋予共同体成员以新的政治表征。在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变革中，在特定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成为在政府里拥有发言权、以阶级区分共同利益的合法共同体。然而，“认同”在概念上强调的是平等和共享，意识形态的政治理想却总是超拔于人们日常精神生活样态之上。不容忽视的是，当国家实现了基本稳定之后，纷繁的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利益整合任务进入重大议事日程，原有的革命化意识形态的显性感召力便会日益递减，阶级性的诉求不得不退让其次。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这是“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造成的。尽管“随着生活政治的到来，解放政治的问题的重要性没有削弱”，①但是生活政治是权利政治，更是承认的政治、选择的政治。比照解放（权力）政治的宏大叙事，生活（权利）政治的绩效对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政治认同影响深远，在微观政治框架下如何实现“对解放政治的重大重构以及对生活政治事业的不懈追求”②之间的战略平衡，无疑对意识形态塑造和巩固政治认同，更好地服务于政治共同体，形成了无法回避的挑战。
政治认同求助于经济绩效时，经济发展便自然而然演化为国家政治的首要任务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政府必须给予国民以实际的经济利益和适当的法律保护，才能强化民众的认同度和归属感。历史上，虽然资产阶级倡导的社会运动为政治认同凝聚了资源，但更重要的是为民众的政治身份增加了广泛的经济内容。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极易引发国民对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的独占心理，以及不许外人染指的利益诉求，进而对政府提出永无止境的经济要求，这就为政治认同的现实式微埋下了伏笔。当国家经济发展停滞时，某种程度的政治骚乱便会出现。显而易见，经济发展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然而，仅凭经济发展并无法达成国民认同的政治共识和整体一致，我们看到了太多促进了经济发展而执政党下台的事例。
究其原因，经济发展本身缺乏深层的价值表达和逻辑论证，而对全体国民的价值感召和道德吸引的需要，经济绩效的枝独秀“往往会陷入”独木难支“的尴尬境地。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上并不存在永不停滞且永恒发展的经济体，旦经济发展①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5、270页。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第270页。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速度放缓，完全寄托于此的政治认同势必置身于危机爆发的风口浪尖之上。另外，经济发展导致的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将在更大程度上诱发政治结构的变化和政治资源的流失，我们不能期待以经济发展本身加以应对，因为它自己就是导致政治认同现实式微的要素之。
三、政治认同的文化固基政治认同的文化固基来源于全球化条件下政治发展的客观实际，产生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求解的深入探析。悬浮在社会结构表层的政治，因时代特征的变化显现出不断加深的现实矛盾和困惑，“表现在两种形在‘统治'的形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①的徘徊。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文化不认同，政治认同难致；政治不认同，亦有可能弱化文化认同。因此，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共同体政治更多地相辅于文化认同的民族诠释，正是因为以司法行政和国家意志为保证的政治外延并不总是如人所愿，高度的思想联系与情感粘合的国民意识，必须求助于历史和现实的文化联系与价值表达。“只有那些共享的价值观、象征符号以及彼此接受的法律一政治秩序，才能提供必要的、广泛流行的合法性：顶层的致协议和国际上的承认，都不足以构建或确认一个国家。‘’②文化认同对政治认同的固基不仅强调了共同体政治与民族意涵的休戚与共和价值皈依，而且凸显了社会成员代际相袭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生活的历史传承。
民族共同体是政治同一性与地域统一性的结合，在这个基础上，基于民族文化认同的政治认同与基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认同，表现在主客体特性上各有不同，民族国家内部整合的公民地域模式与种族文化模式的历史纠结常出于此。文化认同突出的是共同体文化共源、共生的历史与现实，强调的是多元并存且彼此交往的文化场域，展示的是迥异于其他群体的神话、信仰、符号和共识的确立。
因此，认同的文化底蕴不分阶级、政党，不论财富多寡，无关富人和穷人。国家认同偏重共同体政治的理性要求和政治观念，关涉国家政治行为的精神气质和意义归旨，突出的是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利益和核心价值。因此，认同的政治底蕴往往带有个人和阶级的价值评判与利益抉择。民族文化认同的族属身份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不可退出性，相形之下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却是多重、流动和变化的，带有明显的个体化倾向，且具有选择、易变的主观价值判断。国家认同的主体亦是①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6页。
②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姜德顺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5―466页。
复杂多变的，随着公民身份的改变和国籍的变更，跨国家认同和次国家认同接踵而来。在这种情形下，从“对大多数人来说*有意义”的文化土壤中获取民族的养护和滋补，日益成为共同体强化政治认同的重要举措。
其一，以文化认同为支点切入共同体政治的实际，带动政治发展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创新，导引更加细致、贴切的制度建设，固基政治认同。作为各种利益的实际载体和基本表述单位，民族国家自身的存在，意味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内部存在，意味着个体关系和群体差异的并存，意味着认同和斥异、皈依和离散将产生巨大的社会能量，进而对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强弱发生影响。以文化认同为支点切入共同体政治的实际，就是要以民族成员的目的性生成为前提，以观念和行为的社会实践为承藉，深入理解国家政治的本质与内涵，寻求政治认同的关键与症结，从更深的层次、更广阔的视角，把握共同体政治关系的脉络，由表及里地对客体对象的偶然性、表象性和非本质性进行精神和物质的梳理、分析和澄清，*终抽象出共同体政治的民族表征。在认同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发展的理论思考，有利于国家政治和民族认同的双向衔接，脱离凝聚与离散二元对立的歧义性耗散，进入实践与归属的场域，形成和拓展社会成员表达政治意向的载体与渠道，探讨和构建符合各族人民要求的、广泛容纳和充分代表共同体内部整体利益的政治结构和理论体系。
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中，认同在本质上表现为个体成员基于共同文化对国家政治体系和文化制度的认可和赞同，其中蕴含着政治参与的认知、情感和判断。受此影响，民众制度化、普遍化的政治参与，往往是国家政权稳定的标志和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肯定。政治参与不仅是政治关系量化的重要坐标，而且是政治质量评估的重要参数。不参与往往意味着不认同，不认同很可能就不参与。存异基础上的认同，就是要承认和尊重各民族团体独特的规范、目标和权利；就是要建立起各民族团体普遍的政治联系，彼此沟通、积极磨合，在实践中培育民族和国家的自觉意识。认同语境下的存异，就是要巩固共同体内部的政治合法性、拓展民族国家的文化意蕴，就是要激发共同体成员政治意向的表达和政治参与的热情。强调多元体的文化认同，对少数民族而言，可以争取更多平等共治的权利，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对民族共同体而言，可以使相差异的政治诉求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和谐，作用于政治资源后，有助于共同体政治的和睦共生和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
政治认同的制度建设，还需从民族关系的角度对政治的本质进行正确勾勒，解答众多的社会群体如何在同一政治共同体内相生相融，如何公正地对待不同诉求的社会成员，正确处理复杂多变的政治关系，这一切更加考验认同之下的政府作为。“在分化出来的模式可能并且常常事实上造成了社会冲突的基础的地方，整合使一个社会卷入寻求一种新的和更一般的统一性的基础。这些统一性的头绪自然是存在于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的*高的控制论层序之中尤其是存在于价值和规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范之中。①为使政治资源的合法诉求可以进入国家的视野并付诸推行，有赖于民族文化作用机制的固基。立足于共同体政治的民族性，有利于政治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国家政治质量的深入评估，有利于各种法律制度、理论政策和政治实践效果的真实考查。强调文化认同的政治性，有利于我们承继民族文化的多元体性，在共同体政治的基本框架内进行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兼顾社会各阶层和各民族团体的合法权益，在群体与个体差别的统一中达到辩证，在资源配置和权利分享的平等中实现认同。
其二，以文化认同为支点切入共同体政治的实际，进行政治资源的利益调适和利益求解，改进和完善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共享机制，固基政治认同。政治认同由多层次的利益发展而来，“自然必然性、人的本质特性（不管它们是以怎样的异化形式表现出来）、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②在这里，马克思很好地诠释了利益在政治认同中的地位。除群体利益之外，社会成员个体也是民族国家内部的利益表达者。现实生活的个体代表着特殊的价值存在，他们*大效用的利益希冀，往往是自我实现与社会选择矛盾的开始。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社会落差，预示着非理性因素的客观存在和矛盾机理作用至深的后果。利益的复杂性与个体价值目标多样性的两面，造成了社会成员个体价值的实现与群体目标和社会要求的两难。个人意志、自我价值与社会标准之间的矛盾与递进，源于利益主体自身的演变与利益客体承载指向的多变。正因为国家政治是基于不同社会群体、以及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权益关系波动而发生的互动，表现这一关系的本质往往是利益过程与利益行为在国家层面上复杂多变的求和与求解。
认同是社会行为意义的掌控，是个体成员社会化过程的完成。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表征、共同利益的抽象与炼就，与广泛而深入的认同存在着紧密而又必然的联系。
尽管不同利益的多种制度形态一再呈现，只有那些被认可的利益才能得到国家及意识形态的强调与保护。利益调适有赖于社会基本问题的显露和解决，以及共同体内部保障的有序和规范，有赖于群体事务关系的逻辑外化与理论推演，以及合法、共识思想的一致与深入。就政治认同的利益调适而言，政治结构为各个利益主体提供理想收益与实际损害双向并存的现实与可能，通过利益调适过程中的理想与定式，有可能因为制度本身而得到强化，亦有可能因为制度的弱化而未达，进而影响了利益调适规范、稳定、权威与内敛的属性与蕴含。人们在遵循制度及规范过程中于认同之上产生的利益调适与利益发展，将对共同体内部政治关系的总结与诠释、政治资源利益的表达与维系、政治目标的预期与假设，均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
①安东尼*M.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董云虎、李云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5页。
从民族成员的文化认同的机制出发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利益整合，是政治认同固基的重要旨向。自我价值在共同体内部对群体价值的利益顺从，谓之价值顺应。价值顺应与价值认同是利益调适的两个方面，利益情感的顺应和利益认知的过程反映的是情感的依托、规范的压力和目标适应的整合。民族文化的利益调适，以核心价值观为中心，依托情感，通过规范的约束和目标的导引，对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转化、提升、协调和整合。尽管个体成员利益诉求表现出盲目性和偶然性的价值言判，共同体的利益诠释因此具有了特殊性和个体性的般特征。但是，作为整体社会力量的价值感知，民族文化的核心意涵代表了一个民族代际相承的基本精神，与民族成员的根本利益致，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统摄力。作为历史功能持续厚发的产物，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所发挥的功能在于，方面为社会成员多样性的利益表达提供了现实可能，另一方面将他们的利益维系框定在共同体整体要求下的协调。
民族文化以基本的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式，提供了休戚与共的群体关系，激发政治资源的情感与意志，藉此上升为共同体的政治信念和动力。在凸显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唤起民族意识、进行社会动员，发挥着“基本的大众谐同取向”①的作用，以达到共同体内部利益的互补和共赢。
其三，以文化认同为支点切入共同体政治的实际，促进共同体内部同类价值意识的凝聚，强化共同体成员的心理定式和身份归属，固基政治认同。同类价值意识是政治认同寻求意义、确立归属的源点。作为共同体成员心灵投射的缩影，同类价值意识发生于大家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心理，②是共同体成员种本能的复合物，即一种对于生命的真正幸福所依赖的东西的自然渴望‘’，③它拥有“根深蒂固的倾向，并具有种专横的、神圣的、不可抗拒的威力”。同类价值意识的作用在于，以遗传和继承决定了个体成员语言、思维和心理的特质，以教化和强制决定了民众的社会意识和精神风貌，这些因素潜移默化*终积淀为政治认同的源泉和动因。同类价值意识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特点，是个体和群体之间聚合的反映，同时也是政治资源普遍参与的依据。对共同体政治而言，同类价值意识代表了社会成员实践的需要，汇聚了交往对象的情绪体验，浓缩了社会和个体价值观感的距离，反映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心理素质，呈现出政治群体特殊性的色彩。在政治活动的过程中，“造就这种共同感觉，对于生活来说就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⑤它在很大程①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③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④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7页。
⑤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25页。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度上决定了认同的方向和程度。
同类价值意识的建构是民族成员为实现自身价值对所获成果的强调，往往伴随着价值信仰从相撞、互渗、相融到升华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个体成员对本民族文化从顺应、认可到同构的逻辑进化，其过程“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①这个判断，使个体成员认识和皈依自己的群体，进而获得群体的认同和民族的肯定。同类价值意识创设的文化境域，在价值择取、诠释和转换的过程中，凝聚共同体政治的共识，塑造共同体政治的亲和力和向心力，观照的是个体成员目的、结构、次序聚合的本质。现实生活的群体共通，具有某种制衡意味的循环和类比，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感受同类价值意识的联系性。民族成员思维结构的内化实际上是对这种共同性的主观反映，离开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心理积淀，不可能产生自己人的情绪体验，也就完成不了价值关系外化的建构。受此影响，民族文化创造愈持久，同类价值意识的积淀就愈深厚；自我意识融合的同化愈强烈，个体与群体目标的契合就愈彻底；同类价值意识愈普遍，民族国家的聚合愈高扬，政治认同的内聚就愈稳固。
以同类价值意识促进政治认同，是民族文化认同身份识别功能的进一步延伸。
在同类价值意识形成的基础上，对个体成员进行身份的揭示、阐发和肯定，对组成政治资源的个体和群体进行调节和调适，不仅得益于民族成员独有的血缘、经济生活、历史和文化传承具有宿命论的意义，而且得益于聚与合的利益分享在这些民族成员特殊的身份面前较之其他类型的群体表现得更加独特和精巧。较之国家层面政治结构的组织定式，强调文化认同的同类价值意识，更能展示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归属，便于确立思想和观念的协调和共同利益的诠释，创设政治认同的现实情境。较之国家层面的排斥性意识形态，强调同类价值意识形成的多元一体性，更能凸显政治资源的多样性、灵活性与包容性，在丰富共同体政治构成的同时，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提升亦有所助力；较之国家层面公民身份的流动、重加和重叠，强调民族文化的同类价值意识，更能展现共同体政治生活的本质，化解异见，进而提供深层凝聚的价值整合。
〔责任编辑：李放责任编审：孙麾〕①维柯：《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03―1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