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立刑事合规制度，推动企业建立刑事合规计划，能够直接抑制民营企业犯罪，节约相关司法资源，更好地在惩罚犯罪的前提下保障民营企业的生存。
第一、能够发挥刑事法律的教育功能，引导民营企业自主发现和消除经营中的犯罪隐患。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刑事风险规避为例，一些民营企业存在拖欠和克扣员工工资的现象。企业建立刑事合规计划，合规官会发现问题，将刑事风险告知企业负责人，督促企业及时支付拖欠款项，避免了构成“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犯罪要件的可能性，降低了潜在的刑事风险。民营企业建立刑事合规计划实际上是建立了企业的“体检”制度，帮助企业发现和评估经营中的刑事风险，及早“治疗”企业发展初期遗留的犯罪隐患。
当今的许多民营企业虽有法务部门或专门的法务员工，但是其工作内容以负责企业外向性的法律事务为主，诸如审查企业的合作合同、代表企业处理诉讼纠纷等，不包括内向化的法律风险筛查，特别是涉及刑事风险的部分，企业刑事合规工作仍属空白。推动民营企业填补这一空白，能够广泛地教育和引导企业完成犯罪的自我纠正和自我预防，从根源上减少犯罪。
第二、能够有效节约国家司法资源。发现和调查犯罪一直是人类社会的难题，企业的内部结构和经营活动的复杂性使得企业犯罪更具有隐秘性。司法机关在企业犯罪的发现和调查环节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有限的司法资源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企业犯罪的控制需求。推动企业建立刑事合规计划，实际上是将国家的监管和调查责任部分分配到企业组织内部，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民营企业间的规范性差异较大，一些企业的经营管理较为松散，员工多为亲属关系，对司法的配合意识较差，仅依靠企业家的个人能力，会使得犯罪行为难以被发现，相关证据难以被获取。
建立包括内部检举程序的刑事合规计划，形成合规监管记录，能够降低犯罪的隐秘性，为司法机关的犯罪发现和证据获取提供便利。此外，在刑事激励机制的作用下，民营企业为了获得出罪和从轻处罚的机会，将更积极地配合司法行为，更妥当地解决犯罪问题。
第三，为兼顾惩罚犯罪和保障民营企业生存提供新路径。刑罚的目的在于惩罚和预防犯罪，民营企业犯罪案件的难点在于把握惩罚的限度，不是将脆弱的涉罪民营企业全都“处死”，而是应尽可能避免给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带来过大的负效应。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机制就为司法机关提供这样的裁量空间，赋予涉罪企业主张合规抗辩、协议出罪、量刑从轻的机会，由司法人员在协商性司法的理念下，综合考虑企业所犯罪行的主观恶性、案件的社会影响范围、企业对侦查行为的配合、内部合规计划的有效程度等因素，审慎定罪，克制用刑。这将使得一部分涉罪民营企业切实感受到刑事法律的宽容，企业将会更加积极地遵纪守法。如此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